中國的玻璃制品，起步比歐洲要晚幾百年。中國古代有一種特別的寶物，被稱為琉璃。在幾千年的時光中，人們都認為玻璃和琉璃是兩種不同的東西。一直到近現代，通過化學實驗，才為玻璃正名，其實兩者就是同一種物件。

不少人認為，中國玻璃的起源跟煉丹、煉藥有關。《本草綱目》中，李時珍曾經提到過，“玻璃，本作頗黎。”頗黎，國名也。其瑩如水，其堅如玉，故名水玉，與水精同名。它的藥用價值，主要是治療驚悸、心熱，能明目，去赤眼、熨熱腫。

在李時珍之前，唐代詩仙李白也將玻璃當做異常珍貴的事物。李白有兩個兒子，老大叫李伯禽，小名明月奴；老二叫李天然，小名頗黎。他為小兒子取名頗黎，顯然是希望兒子像天然的稀世寶物頗黎那樣卓爾不凡，為人所重。

實際上，中國最早的玻璃出自西周時期，而且有一套獨特的制作方法，與西歐和印度所出產的玻璃，在成分上有所區別。

原始瓷在燒成時因溫度過高而流下來形成的透明釉滴，晶瑩光亮，屬玻璃態物質。在當時稀少而名貴，用于做貴族首飾上的鑲嵌物。

1965年，河南鄭州商代墓中，出土了一只青釉印紋尊。考古學家們考證：除口部和肩部施有薄釉外，并有深綠色厚而透明的玻璃5塊。

從西部的陜西寶雞市到東部的山東曲阜，長1000多公里的狹長地帶的地下，發掘出了大批的西周墓葬。其中一部分墓葬中，考古人員發現了大批玻璃隨葬品，其中包括用于裝飾的帶孔玻璃珠。

在寶雞附近的一座貴族墓葬中，出土了部分玻璃片。考古家們認為，是用于貴重器物上的鑲嵌材料。

西周時期的玻璃珠，已經開始有了各種造型。除圓形外，還有管珠。色彩也比較而豐富，白色、淺綠色和粉紫色等。

在裝飾上，還有點飾玻璃管，并且這種點飾法直至戰國時期的玻璃珠上仍然保留著。這是中國古代玻璃珠獨有的一種特殊裝飾法，在其他國家的玻璃珠上，幾乎不可見。

據傳，公元前493年，范蠡督造王者之劍時，發現一種晶瑩的物質。他認為這種物質是天地造化所能達成的極致，將其隨劍一起給越王。

此后，范蠡遍訪能工巧匠，將蠡打造成一件精美的首飾，作為定情之物送給了西施。

同年，戰事起，越大敗。西施前往吳國和親，離別時將蠡送還范蠡。傳說中，西施的眼淚滴在蠡上，天地日月為之所動，至今還可以看見西施眼淚在其中流動，后人稱之為流蠡。今天的琉璃，就是這個名字的諧音，并由此演變而來。

從商周時期開始出現，到春秋戰國時期，玻璃制品在中國的貴族之間開始流行。目前發掘的戰國時期墓葬中，其隨葬玻璃器幾乎均有玻璃珠。這與春秋戰國之交，中國玻璃制造技術有很大提高，為玻璃的流行提供物質技術條件有關。

玻璃璧在春秋戰國的古墓中出土的數量還是較多的，這個時期流行的玻璃器為蜻蜓眼。

蜻蜓眼是古代一種飾物的俗稱，為玻璃制成。公元前10世紀，地中海沿岸出現了在玻璃珠母體上鑲同心圓，制造出類似蜻蜓復眼效果的鑲嵌玻璃珠，這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蜻蜓眼。

2016年，四川蒲江縣附近發現60座戰國時期的墓地。在墓地中，發現了兩枚蜻蜓眼玻璃珠以及數根配套的玻璃管。這些蜻蜓眼有可能是來自埃及的進口貨，但因配有西周時期就開始流行的玻璃管，更有可能是本土的高級定制。

今年在成都博物館展出的阿富汗文物中，有一顆蜻蜓眼玻璃。經成分驗證，證明是中國出產的玻璃。

1978年，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173顆蜻蜓眼，了整個考古界。

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“隨珠和璧”，泛指珍寶中的珍寶。將隨侯珠與和氏璧并稱，可見這個隨侯珠有多么的珍貴。玻璃珠

清代錢泳的《履園叢話·收藏·總論》中曾提到：“看書畫亦有三等，至臻之妙為上等，妙而不真為中等，真而不妙為下等。上等為隨珠和璧。”形容上等書畫的珍貴。

原來，在曾侯乙墓挖掘前，關于隨珠，只是有所聽聞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中說：“譬如隨侯之珠，和氏之璧，得之者富，失之者貧。”

高誘注：“隨侯，漢東之國，姬姓諸侯也。隨侯見大蛇傷斷，以藥傅之，后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。因曰隨侯之珠，蓋明月珠也。”

干寶的《搜神記》中也曾提到：“隨縣蟟水側，有斷蛇丘。隨侯出行，見大蛇，被傷中斷，疑其靈異，使人以藥封之，蛇乃能走。因號其處‘斷蛇丘’。歲余，蛇銜明珠以報之。珠盈徑寸，純白，而夜有，如月之照，可以燭室。故謂之隨侯珠，亦曰靈蛇珠，又曰明月珠。”

一直到曾侯乙墓挖掘后，人們才知道，所謂明月珠，其實就是蜻蜓眼玻璃珠，因為曾侯乙就是春秋時期的姬姓隨侯。

在他墓里出土的珠子，理應就是隨侯珠。根據東漢王允的描述，隨侯頗為喜愛制作玻璃珠：“隨侯以藥作珠，精耀如真；之教至，知巧之意加也。”

1975年，湖南長沙市楊家山出土的一件戰國玻璃璧，就是當時仿玉品的代表。

這件米的玻璃璧，其形制、紋飾與周時期的玉璧相同，采用模鑄法成形，制作規整，色澤溫潤，顯示了戰國時期中國玻璃制造業的高水平成就。

由于戰國時玻璃不透明或者半透明，所以看起來特別像是玉器。現存的玻璃璧，全部是不透明或半透明的，外表酷似玉璧，如綠色玻璃璧像碧玉，乳白色玻璃璧像羊脂玉。

到了漢代，工匠們已經能夠制造出大尺寸的平板玻璃，因此在全國有很大的流傳和擴展。

從南方的廣東和廣西, 西南的四川和貴州, 西北傳至青海和甘肅, 東北至遼寧都有發現。而且玻璃的種類也更多，更具實用性。

據說，趙飛燕居住在昭陽殿的時候，“窗扉多是綠琉璃，亦皆照達，毛發不得藏焉。”

可見，所謂窗明幾凈的居室，并非現代始有。陜西興平漢武帝的茂陵附近還出土了一件玻璃璧，直徑234毫米，孔徑48毫米，厚18毫米，凈重1.9公斤。

至于《世說新語》中所記的琉琉屏、琉璃器、琉璃碗以及《晉書崔》中所說的琉璃鐘，也已在安徽屯溪的西周墓以及湖南韶山春秋戰國墓中出土。

古代世界中一共有3種不同的玻璃制造體系：人主要加入含鈉鈣的材料，他們生產的玻璃被稱為鈉鈣玻璃。中國則加鉛鋇，印度和東南亞加含鉀的草木灰。

中國人加入鉛鋇作為玻璃的助溶劑，會使玻璃不透明或半透明，看起來像玉。不過，到戰國晚期，玻璃漸漸只加入鉛，基本上不含鋇，故而以此法制成的玻璃又被稱為高鉛玻璃。

中國的玻璃制造開始發展的時候，正好是體系下玻璃制造的一個繁榮期。因此，不少人認為中國古代的玻璃，都是一些舶來品，但鉛鋇玻璃卻讓中國玻璃是原產物的說法漸漸抬頭。

早在1920年代，的考古學助教懷特在河南的一個古董攤上，對一些寶珠和鑲有寶珠的古玩感興趣，于是買下了這批文物。

經了解，這些文物的出處是在洛陽市東北方20多公里的周朝故址金村，其中的寶珠出自戰國墓葬。

懷特將寶珠寄到英國，托賽利格曼和貝克二人代為分析鑒定。結果是：這些珠子都是用玻璃制成的，其式樣和古代玻璃珠相似，但成分上卻大相徑庭，因為這些珠子并不像古代的玻璃一樣含有鈣鈉，而是含有鉛鋇。

這與此前人們所的中國玻璃都是進口貨的說法相。賽利格曼和貝克又用了漢代以前和唐代以后的玻璃，同時作了分析對比，其結果是：在漢代以前的54例中，含鉛的有52例（占總數的96.3%），含鋇的有39例（72.2%）；在唐代以后15例中，含鋇５%以下的有7例（占總數46.7%），不含鋇的有8例（占總數的53.3%）。

在唐代以后的器皿中，賽利格曼和貝克找到了玻璃中的鈉鈣成分。他們又倒推去找玻璃中的鉛鋇成分，但檢驗結果卻并未如他們所愿。

這證明了中國古代的玻璃的確是自行制造的，而且與所制作的玻璃沒有交叉。

實際上，從漢代晚期開始，中國的玻璃制造術遠遠落后于世界，甚至一度中斷，一直到唐代才有一定程度的復興。

《魏書·西域傳·大月氏》中記載：“其國人商販京師，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。于是采礦山中，于京師鑄之。既成，光澤乃美于西來者……自此，中國琉璃遂賤。”

隋代統一全國，內監何稠借助燒綠瓷的方法燒造玻璃，獲得成功。唐代玻璃器零星出土，陜西臨潼出土了玻璃果、玻璃瓶等器物，其器型都是中國傳統式樣，采用吹制方法制成。

寺唐代地宮出土了20件玻璃器皿，其中11件琉璃器皿的紋飾，有典型的伊斯蘭風格。但是有2件是茶盞和茶托，是中亞、西亞都沒有。經成分測定，手動噴砂機。琉璃的原料來自域外，但很明顯是在大唐境內制作完成的，屬于“高級定制”。

到北宋時期，玻璃工藝水平又有了很大進步。定縣的一座北宋墳墓中出土的33件舍利玻璃瓶，器壁如薄紙、如晶明；安徽天長出土的磨光玻璃，以及河南密縣出土的上百只雞卵狀玻璃瓶，都是北宋玻璃制造技術進步和吹制玻璃水平發達的明證。

元代玻璃生產在宋、金玻璃業的基礎上有所發展，并設立了燒造仿玉玻璃器的廷署玉局。

從唐代到元代，中國生產的玻璃除古代的鉛鋇玻璃外，還有高鉀低鎂玻璃，開始與世界制造玻璃的潮流靠攏。